贵州探索省内跨区域生态补偿：水质超标上游掏钱

人民日报 2016-04-16

“鱼梁江今非昔比，村民不仅可以在江里洗澡，还能钓到六七斤重的鱼。”贵州黔南州福泉市凤山镇党委副书记李景林说，清水江流域试行水污染生态补偿机制以来，支流鱼梁江水由浊变清。

2009年，贵州省政府在黔南州与黔东南州之间，建立起上下游区域间水污染生态补偿机制。6年过后，这两个州的污染物排放大幅削减：清水江上游重要支流重安江大桥监测断面水体中，总磷浓度降幅高达95%，氟化物浓度下降78.5%，水质明显变好。

2009年至2015年，全省各流域生态补偿资金达3.05亿元。生态补偿机制有效调动地方政府履行环境监管职责的积极性，使得流域内水质明显改善，百姓生活更加舒心。

明确责任主体，水质超标上游掏钱，水质优良下游付费

上游排污下游受害，但往往因为流域跨地区，无法追责，这一直是环境保护中的难题。“跨区域水污染防治以往没有明确机制，存在责任不明确、保护不同步、地区间互相推诿等困难。”贵州省环保厅副厅长姜平说，实行生态补偿机制，就是为了落实地方政府对本辖区环境质量负责的法律责任。

2009年7月，贵州省政府按照“谁污染谁付费、谁破坏谁补偿”的原则，在上游黔南州与下游黔东南州建立区域间水污染生态补偿机制，贵州省出台的清水江流域水污染补偿办法规定，当跨界断面当月水质实测值超过控制目标，黔南州须缴纳相应的补偿资金，补偿资金按3∶7的比例缴纳省财政和黔东南州财政；当黔东南州出境断面的当月水质实测值超过控制目标，黔东南州须向省级财政缴纳补偿资金，断面水质达到控制目标的，省级财政可给予有关地方政府一定补助资金。

贵州省环保厅在两个州跨界断面建立水质自动监测站，对水质实施自动检测，提供生态补偿考核依据，补偿标准主要考虑污染因子治理的成本价格。这几年，黔南州和黔东南州跨界断面当月水质实测值都超过控制目标，由上游黔南州补偿下游黔东南州。2009年至2015年，黔南州累计缴纳生态补偿资金约1.55亿元，补偿资金专项用于清水江流域水污染防治和生态修复。

红枫湖是贵阳市重要“水缸”。2012年，红枫湖流域实施了生态补偿机制。“以前的确存在‘上游得到发展、污染留给下游’的现象，下游有苦难言，无法追责。现在大不一样，再乱排，上游政府是要付出代价的，这就逼着上游地区‘扫清门前雪’。”安顺市平坝区环保局局长武青枫说，安顺与贵阳之间建立起红枫湖水污染防治生态补偿机制之后，处于上游的安顺严把项目审批关，对污染严重的企业一律拒之门外，从源头上杜绝工业污染。

“生态补偿互利双赢，受益者是要付费的，只有这样才能调动上游地方政府履行环境监管职责的积极性。”贵阳市生态委水环境处处长王黔辉介绍，受益方贵阳按照“谁受益谁补偿”的原则，2012年至2015年共缴纳生态补偿资金1.1亿元，以前流入红枫湖的几条河流磷、氮浓度总是超标，如今红枫湖流域常年保持三类水质。

为自己的污染“埋单”，倒逼企业加强环境保护

黔南州福泉市环保局副局长欧阳雨说，生态补偿机制促使地方政府承担环保责任，加大水质保护力度。此外，清水江流域水污染生态补偿机制创新了补偿资金解缴的方式，让企业为自己的污染“埋单”。

“谁污染谁付费、谁破坏谁补偿。”欧阳雨告诉记者，补偿金主要来源于福泉市造成水污染的企业，环保部门每月对重点企业上下游监测断面取样监测，监控各企业对河流造成的污染，从而确定企业应缴纳的补偿费。

瓮福集团及川恒公司磷石膏渣场的污染物渗漏，曾经是流域内水污染主要来源。“下暴雨时，磷石膏废水大量流入河中，水呈乳白色，一股刺鼻的酸腐味，鱼都翻起了白肚皮。”福泉市凤山镇金凤村党支部副书记张永江回忆起6年前的情景，仍然心有余悸。过去由于上游磷石膏渣场渗漏废水直接排放，水体中总磷浓度严重超标，牲畜饮水、灌溉用水都成了当地居民的心病。

欧阳雨介绍，2009年执行水污染生态补偿机制后，福泉市加强对各企业污染治理项目建设情况的跟踪检查，确保治污项目按期进行。并对企业宣传该机制实施的目的、方案及内容，让企业认清环境形势，自觉履行社会责任。

对一些不作为的企业，福泉市重拳出击，依法予以处罚甚至关闭。

“生态补偿机制倒逼企业加强污染治理。”瓮福集团安全环保部经理何庭云表示，解决不了环保问题的企业终将走向消亡。瓮福投入2.5亿元，完成了磷石膏渣场防渗、磷石膏废水回用管线建设、厂区防渗等项目的建设，每年进入清水江的总磷减少了约2450吨。

当初村民说的“连牛都不愿意下水”的江水，如今变得清澈，牲畜饮水、农业灌溉等问题得以解决。贵州省环保厅提供的数据显示，清水江流域实施生态补偿6年来，黔南州、黔东南州污染物排放大幅削减，兴仁桥断面持续稳定达到Ⅲ类水质标准，白市出境断面总磷和氟化物浓度全面达标。

法律规范不完善、补偿范围窄、补偿标准偏低等问题尚待解决

姜平说，从近几年的情况来看，生态补偿对于跨流域治理和河流水质改善效果明显。但生态补偿机制还存在法律规范不完善、补偿范围窄、补偿标准偏低、相关政策缺乏稳定性等问题。

“污染治理最重要的是资金，补偿资金标准偏低，应提高补偿标准。”武青枫介绍，2014年贵阳共补偿给安顺3800多万元，实际到达安顺资金3100万元。而光平坝区农村环境综合整治项目，一年就投入了4700多万元。

武青枫说，如果缺乏资金保障，已经建好的垃圾收运站、污水处理站的后期运行费用，也是一个难题。“希望生态补偿机制能更加完善，让资金分配更加合理，流域水污染防治可持续地开展下去。”

作为目前缴纳补偿金一方的福泉市，也面临着自己的难题。“配套政策法规不健全，制度保障措施强度不够，不能有效推进生态补偿这项工作。”欧阳雨说，省财政厅征缴水污染补偿的主体为州、市财政，而不是直接面向企业，征缴不是行政强制性收费，其机制又无配套的强制措施及法律支撑，水污染补偿金的征缴存在困难。

姜平表示，生态补偿机制需要不断在实践中完善，贵州省环保厅将会同省财政厅、水利厅探讨整合现有相关补助资金，集中转移支付，科学分配使用，最大限度地发挥资金效益，保障生态环境安全。贵州将在南盘江等其他主要河流推进生态补偿，还将积极协调长江一级支流赤水河上下游的云南、四川省，申请跨省域的国家生态补偿试点。